死了一個公主，殺了半個王朝

▲班超出使西域圖。圖源：網絡

對待駙馬韋保衡，唐懿宗亦十分慷慨。自從與同昌公主成親以來，韋保衡就像一枚「火箭」，火速飛升至常人難以企及的高位，先是「累拜起居郎」，很快再「以（韋）保衡為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

娶公主，做宰相，想必韋保衡做夢都會笑醒。

可活在「全世界的愛」裡面，同昌公主的精神卻一天不如一天。嫁給韋保衡不過年余，才步入桃李年華的她，就一病不起。

按照史書記載，同昌公主的這場病是「因夢而起」。

據說，某日，同昌公主午睡之時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裡出現了一名女子，自稱是東昏侯蕭寶卷的愛妃潘玉兒，她要索回同昌公主諸多嫁妝中一把「九鸞釵」，如若公主不給，便要實施強硬手段。同昌公主夢醒後，病根就落下了。

公主病篤，這可把韋氏一族及皇室嚇壞了。

恨不得替女兒生病的唐懿宗，趕緊召來韓宗紹、康仲殷等二十多名御醫為公主會診，並下詔要求御醫們不惜一切代價救活公主。由於同昌公主的病來得蹊蹺，唐懿宗又對女兒「過鍾宸愛」，不斷催促御醫們報呈公主的診病報告，致使韓宗紹、康仲殷等人害怕擔責，胡亂判定公主所患之症為疑難雜症，治病需要用到世所罕見的藥物方能見效。於是，以康仲殷為首的御醫們給唐懿宗上奏，聲稱公主這病若「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

「紅蜜」究竟是什麼？時至今日，仍無人知曉。而與「紅蜜」僅一字之差的「石蜜」，則有明確史料記載產自古印度，自唐太宗時代起，就被引入中土，成為當時最優質的顆粒狀紅糖之一。因此，美國漢學家薛愛華猜測，「紅蜜」或許是顏色更深且提純度更高的沙糖。畢竟，在《本草綱目》中，「石蜜」也被認為有治療「心腹熱漲，口乾咳」的功效，算是一味傳統的中藥材。

至於「白猿膏」，在此之前也從未聞於任何一部醫家專著中，倒是古今都無法證其真偽的《山海經》中記載：「南方有山，中多白猿。」可見，康仲殷等人所謂延醫求藥，從一開始就抱有誆騙唐懿宗的成分，使其知難而退。

可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唐懿宗在內庫挖地三尺，還真就找來了西域貢的「紅蜜」數石和南海貢的「白猿脂」數瓮。治療同昌公主的藥餌配齊了，接下來就該是韓宗紹、康仲殷等御醫們的主場發揮了。

唐懿宗在宮裡靜候佳音，公主府內的御醫們卻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頂著欺君罔上的罪名，拿著珍貴的紅蜜白猿膏拼了命地喂給公主吃。

然而，同昌公主病歿的噩耗，還是在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初一傳到了唐懿宗的耳中。

愛女的薨逝，讓唐懿宗瞬間發狂。他誓要查明女兒去世的真相，而駙馬韋保衡及京兆韋氏一族則擔心公主之死會給他們帶來殺身之禍。因此，同昌公主一斷氣，韋保衡就跌跌撞撞地爬入皇宮，向唐懿宗舉報韓宗紹、康仲殷等人「誤投醫藥」致公主身死的醫療事故。

唐懿宗為人本就「中庸，流於近習」，加上這次死的是同昌公主，衝動、憤怒的情緒立刻沖昏了他那顆不算英明的腦袋。韓宗紹、康仲殷等人在皇威震怒下，迅速成為眾矢之的。

隨著同昌公主的離世，他們立馬淪為了這場「寵女」悲劇的犧牲品：韓、康二人被殺，連帶朝廷醫官二十餘人喪命，其宗族三百餘人被收捕。

那麼，假使唐懿宗並不著急催促韓宗紹、康仲殷等御醫要所謂的診斷報告，憑藉這支特命的專家醫療隊以及當時的醫療水準，同昌公主是否能逃過死劫？

這也很難。

首先，韓宗紹、康仲殷等人的身份，史料中呈現兩種不同的表達。在《新唐書》中，修史者將他們籠統地稱為「太醫」。而在其他同類史料中，如《資治通鑑》《唐會要》等，他們的身份則被明確定義為「醫待詔」「翰林醫官」。

太醫和醫待詔有什麼差別呢？

差別可大了！傳統意義上的太醫，指的是有明確編制的宮廷醫生；而醫待詔，只不過是唐朝待詔制度下的產物。「待詔」這項制度最早源自漢朝，主要是以才技徵召士人，使其聽候皇帝的詔令，備皇帝隨時顧問，也作人才儲備之用。唐朝的待詔制度則明確規定，天子在大明宮、興慶宮、西內、東都、華清宮皆設待詔之所，其所待詔者，涵蓋「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奕」諸方面。其中，詞學最被看重。

也就是說，韓宗紹、康仲殷等所謂御醫，很大機率並非專業人士。即使偶有醫術高明者，也以書面功夫見長，多是紙上談兵之輩。唐懿宗依靠他們給女兒治病，真應了一句俗話——病急亂投醫。

當然，同昌公主年紀輕輕過早凋零，也不能全怪康仲殷等人診斷不明。

同昌公主去世後，宰相劉瞻曾為韓宗紹、康仲殷等親族上書鳴冤，懇求唐懿宗不要矯枉過正。在這份奏疏中，劉瞻提到同昌公主薨逝前夕的狀況是「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征，幽明遽隔」。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同昌公主之死，皆因公主之病病程綿長，病情隱微難斷，這才導致韓宗紹等人對錯症、下錯藥，枉顧了公主卿卿性命，令陛下久久不能平復心情。

劉瞻並沒有直接參與對同昌公主的救治，而他卻能直接斷言公主「久嬰危疾」，且未獲唐懿宗的針對性駁斥，說明公主久病之事，早就是皇室內外公開的秘密。

如果要在技術層面上深究同昌公主的死因，則她很有可能是死於自身所攜帶的某種原發性疾病。而這種病，以晚唐的醫療水平而論，即使再高明的醫家也無法洞悉其成因，故才會導致公主久病夭折的結局。

同昌公主之死餘波未了。

據《資治通鑑考異》引《續寶運錄》記載稱，同昌公主死後兩年，即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國子監司業韋殷裕突然跑到宮門外向唐懿宗遞狀紙，控告同昌公主的舅舅、懿宗郭淑妃之弟、內作坊使郭敬述惑亂宮闈，給唐懿宗戴「綠帽子」。

韋殷裕爆出的猛料是：「內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內宅飲酒，潛通郭（淑）妃，荒穢頗甚。」

看到韋殷裕的實名舉報，唐懿宗要氣炸了——不是針對被舉報人，而是針對舉報人。

韋殷裕剛把奏疏呈遞御前，唐懿宗就順手賞了他一個「杖殺，籍沒全家」，罪名是「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企圖顛覆皇權。隨後，聞訊趕來的駙馬兼宰相韋保衡，又在朝堂上掀起一輪「大清洗」，將與韋殷裕有關聯的一眾朝廷官員，包括工部尚書嚴祈、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太僕少卿崔元應、中書舍人崔沆、前河陰院官韋君卿、閣門使田獻銛等通通貶斥出朝，竭力消弭此案的巨大影響。

《資治通鑑考異》是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副產品」，旨在通過書證、物證、校勘等形式對一些記錄指向不明的歷史事件進行闡述。而國子監司業是專門負責教育、管理太學生的官員，不太可能接觸到宮闈秘事。因此針對該書對此案的記載，史家胡三省曾認為，「其語雜亂無稽」，不可採信。